本文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压力测试场”展开系统论述。海南自贸港凭借其全岛封关、制度集成创新等优势,具备开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开放、数据流动等领域压力测试的有利条件。文章提出“三步走”负面清单压缩策略,并建议从风险管控、制度设计、场景构建等方面多措并举,将海南打造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试验平台与制度型开放高地。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工作作出科学部署,提出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总体要求。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是我国推动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一项重点任务。面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加剧、多边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遭受巨大冲击等严峻挑战,许多国家正在通过签署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寻求建立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新动向更加凸显我国持续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来五年,我国要在加入CPTPP、DEPA等高水平自贸安排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需破解其现有成员要价高、我方作出全面承诺的准备不足、缺乏高标准贸易自由化实践经验支撑、边境后议题改革尚有较大差距等诸多谈判难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我国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随着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封关运作,即将进入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运输工具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制度由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具备对接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有利条件。“十五五”时期,着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高质量“压力测试场”,对于协同推进自贸区和自贸港两大开放战略不断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伙伴国之间制度性合作,降低关税成本,维护和构建自由公平规则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根据JETRO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1月1日,全球已生效的FTA数量达407项,其中,2024年生效的自贸协定达到14项;参与方决定正式启动的FTA谈判新增12项。
从新增案例来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较为活跃,如阿联酋,在参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不断增加和区域外国家的双边FTA商签数量,在中东地区和新兴领域居领先水平。例如,阿联酋与印度签订《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合作。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也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如韩国大力推进FTA进程,已经与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建立了自由贸易安排,目前出口自由化覆盖率已经超过7成,仍在继续扩大FTA对象国范围;欧盟在以往已经积累的大量双边自贸安排基础上,正在和拉美地区主要大国参与的南方共同市场推进双方谈判;英国则在脱欧之后,希望构建覆盖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并在2023年正式加入CPTPP,创造了新成员和亚太以外经济体入围的两大新纪录。特朗普第二任执政伊始,美国也在迅速扩大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签署贸易协定。但这些协定是在美国政府推出“对等关税”单边贸易政策背景下,通过极限施压方式单方面要求对方降低美国产品关税、甚至承诺对美实行零关税和增加对美投资的苛刻条件基础上完成的,与多边框架内关于区域和双边自贸谈判的普遍规则相悖,属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极端表现。
中国作为缔约国参与的FTA进程取得积极进展,2024年与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塞尔维亚的FTA协定相继生效。同年5月中国与萨尔瓦多启动谈判。2025年1月,中国和马尔代夫自贸协定生效;5月中国和东盟3.0版协定谈判全面完成。截至2025年9月底,中国签署的FTA协定达到23项,涉及30个国家/地区。按出口额计算,自贸协定覆盖率接近40%。其中,2022年正式生效的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实现新的突破,也为国内消费者分享自贸区红利带来新机遇。例如,在RCEP框架下,广西凭祥口岸实现东盟水果“零关税”快速通关。2021年9月,中国申请加入CPTPP,贸易自由化政策目标提升到新的高度。
CPTPP作为目前全球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安排之一,自生效以来,受到美国之外主要经济体的高度关注。英国加入其中,使成员由美国退出之后的11个增加到12个,其中包括了分别位居全球第四、第六、第九和第十三大经济体的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上升。除此之外,还有8个经济体正式申请加入;韩国、泰国等重要经济体也表达了申请加入的意愿。近期,作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欧盟也表达了深化和CPTPP双边合作的意向。
对中国而言,加入CPTPP谈判将是漫长而且十分艰难的过程。第一,根据CPTPP的规则,在正式启动谈判之前,需要和现有12个成员国逐一磋商获取认可。但中国和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磋商,受美国因素牵制短期内难以取得实际进展。第二,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等重要成员与中国之间没有涉及自由贸易关系的政策实践,谈判要价会很高。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国目前的FTA实践中尚未积累关于100%零关税、投资和服务贸易高标准自由化的有效经验,作出符合协定标准的承诺存在较大难度。第四,协定涉及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诸多边境后制度与政策要求,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还在推进中。第五,在地缘冲突加剧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背景下,我国统筹高水平开放与安全的能力尚待进一步提升。
鉴于我国在参与CPTTP谈判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尤其是尚缺乏全面作出高标准承诺的实践经验支撑和充分准备,通过在具备条件的局部地区开展压力测试积累经验,对于我方做好预案,把握谈判主动权和实现预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在国内现有自贸试验区等自贸园区进行先行先试可以取得一些效果,但由于自贸试验区空间面积较小,没有全域物理围网条件,并不符合高水平货物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场景要求,难以形成满足参加全球最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需要的实践经验和决策依据。
海南自贸港是我国最大的对外开放综合平台和特殊经济功能区。自开启自贸港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以来,在推进对外开放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地区经济发展和造福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外未上市药品和医疗器械,试行“极简审批”制度创新,在国内属于首例。随着自贸港制度和政策体系逐步建成,海南自贸港将成为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资金、运输工具、人员自由便利和数据有序安全跨境流动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主动和单边开放的特殊平台,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应低于我国参与的所有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全岛封关后形成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为实行高水平货物贸易自由化制度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以后,达到甚至超出CPTTP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举措。毫无疑问,海南自贸港将成为我国未来参与更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的“压力测试场”和推进器。
和货物贸易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领域面临的谈判压力更大。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服务业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能否达到CPTPP的自由化标准是关键。海南自贸港现行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和日本等CPTPP成员的不符措施表相比,存在以下几点差异。
一是海南自贸港负面清单并没有包括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形态。虽然CPTPP跨境服务贸易单独成章,服务业商业存在被放入投资章,但是投资和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不符措施被放在同一表内,和服务贸易有关的市场准入限制领域一目了然,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明显提升。
二是海南自贸港特别管理措施并未明确分可加严不可加严措施。区分不符措施的是否可加严是国际上自贸协定普遍适用的承诺方式,有利于尽可能减少不符措施的影响,杜绝不符措施调整的随意性,改善市场预期。
三是海南自贸港的特别管理措施在部分领域采用的是正面列表方式,仅列出该领域允许准入的条件。这种方法无法确保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非禁即入”的唯一性准入原则,容易造成例外措施适用范围扩大。
四是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没有水平部门措施,对涉及所有部门的公共服务属性和可能出现的新经济活动并未明确排除。这可能会增加准入条件限制和未知风险管控的不确定性。
五是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覆盖的行业领域明显多于CPTPP成员的不符措施,尤其是在电信、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关于更高水平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压力测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难点,海南自贸港可充分利用离岛等便于物理和电子隔离条件,在加强内容监管的基础上,通过缩减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为对接CPTPP自由化标准营造自主可控的压力测试场景。
为将海南自贸港真正打造为对接CPTPP等高标准的“压力测试场”,必须从制度设计、风险管控、场景构建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通过精准施策与压力实测,为我国参与全球高水平经贸谈判积累经验、提供支撑。
压力测试的作用就是首先在总体可控的条件下,在局部范围和局部领域先行先试,探索“放得开”的实践路径、积累“管得住”的风险防范经验,为更大力度、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开放做好“管得住”的准备。涉及CPTPP谈判的压力测试,需要结合现有成员磋商阶段的关切和要价情况,制定预案和海南自贸港先行测试的内容清单,在具备条件的领域打造CPTTP的微缩版和样板间。协定谈判主管部门应充分总结海南自贸港高水平自由化制度建设实际经验,为谈判提供成功案例和实证支撑。
对接CPTTP贸易自由化标准,需要进一步优化海南全岛封关后贸易自由便利制度和政策设计,绝大多数商品进口实行零关税,跨境服务贸易准入也要达到和CPTPP相近标准;建议“十五五”时期内,海南自贸港将“一线放开”的零关税覆盖率由目前的74%逐步提高到97%(2010年中国—新加坡货物贸易自由化中方承诺)以上水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十五五”期末降至与越南等新兴国家在CPTPP框架中的承诺水平。除此之外,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需要在总结准备工作期间试点经验基础上,对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进行全方位优化并逐步取消,允许再制造商品零关税进口,带动维护维修等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在实现自贸港制度建设目标的同时,打造我国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高质量压力测试场景。
首先,海南自贸港需要通过资金自由便利制度建设为我国参与CPTPP金融服务自由化安排积累必要经验、提供谈判依据和筹码。建议逐步扩大多功能账户的覆盖面,允许自贸港内企业设立离岸账户,在加强“防火墙”功能和金融监管条件下,逐步形成双账户融通管理模式,创造更加便利企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政策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在海南自贸港开展双向投资,构建跨境金融服务网络,为企业跨境结算和开展离岸贸易营造良好环境。建议大力提升金融科技创新水平,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完善金融跨境交易平台,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
其次,深化和加强数字安全有序跨境流动试点,复制和推广海南儋州市“数字保税区”创新经验,逐步实现契合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向的全域性安全有序管理制度。
最后,海南自贸港需要在全面落实RCEP原产地规则和管理制度建设要求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在与海南加工增值30%以上商品免关税政策相关的原产地管理领域试行核定企业自主申报原产地管理制度,并在全岛封关后全面实行包括生产商和营销商(输往内地)在内的企业自主申报制度。
首先是制定海南自贸港核心关键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对涉及航天、深海科技、热带农业种质资源等领域的外国投资、现有实体对外投资和出口进行必要监管。
其次是加强重要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建设,在明确需要重点关注的资源、来源地和运输通道等重要信息基础上,建立重点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是健全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丰富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建立健全反垄断审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体制。
(作者为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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