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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服务金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发布时间:2026-03-11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与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养老金融问题被党中央定位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点问题。面临中国特色的养老问题,董克用等(2021)认为养老金融包括三个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积累养老资产的养老金金融、社会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养老需求所采取的自主化的积累养老资产的养老服务金融、为养老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养老产业金融。该概念体系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同,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养老金融中的养老服务金融部分。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与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养老金融问题被党中央定位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点问题。面临中国特色的养老问题,董克用等(2021)认为养老金融包括三个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积累养老资产的养老金金融、社会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养老需求所采取的自主化的积累养老资产的养老服务金融、为养老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养老产业金融。该概念体系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同,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养老金融中的养老服务金融部分。

  Turner J A(1995)提出了三支柱的养老体系,目前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共识。在我国,三支柱包括: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覆盖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单位和员工共同缴纳,补充基本保障;第三支柱个人自愿参与的财富积累,包括税延养老保险和个人的财富积累方案。本文研究个人的其他财富积累方案。

  养老服务金融是面向未来的财富管理与再分配体系,旨在通过金融工具与制度安排实现老年阶段财富的稳定积累与有序转移。其核心功能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代际财富流动,确保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公平传递与可持续性。养老服务金融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的积累手段,更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

  养老服务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相比,呈现出显著差异。Zhang Fudong(2015)指出,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存在“不动产偏好”现象,房地产占比高达77.7%,金融资产配置仅为11.8%,其中60%以上为现金及银行存款。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为34.6%,且其资产种类多样,涵盖股票、债券、基金以及养老保险等金融工具(Peng Congmin et al.,2022)。张哲(2020)分析认为,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美国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降低了预防性储蓄需求,美国市场的投资选择更为丰富,中国家庭将房地产视为财富象征,美国家庭注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此外,区域差异也对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于欣晔(2023)研究显示,中国东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反映了区域金融认识和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

  在跨境资产配置方面,陈创练等(2017)指出,中国居民面临多重制度性障碍。资本账户管制限制资金自由流动,个人外汇额度限制也无法满足高净值人群需求,且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汇率波动和税务合规等问题。李博瑞(2020)建议,突破路径应包括放宽资本账户管制、提升投资者教育、鼓励金融机构开发跨境养老产品,并完善跨境监管协作机制。吴远远(2018)认为,应发展面向养老目标的长期跨境投资工具,通过风险分散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中国家庭股票市场的低参与率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吴雨等(2016)认为主要包括:市场波动性大且历史回报不稳定削弱了投资者信心、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较低、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水平亟待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不足。胡振(2017)提出,改善策略应从多个方面入手: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将金融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创新低波动稳收益的金融产品等,特别是要强化价值投资理念并改善市场环境以吸引长期投资。

  “以房养老”模式在中国面临着法律、市场和文化的多重障碍。张婷婷(2016)和李巧(2020)指出,土地使用权期限、遗产继承规则及“禁止流押”规定限制了该类产品的设计,同时,房价波动风险和长寿风险的定价困难导致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较低。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中对房产传承的强烈偏好,令老年人更倾向于将房产留给子女。为此,韩宏云(2017)与薛燕(2019)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土地使用权续期规定,建立政府主导的风险分担机制,设计符合不同群体需求的创新产品,尤其是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提供差异化产品方案。

  刘鸣皓和黄晓波(2020)指出,我国金融市场中长期资产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产品期限错配、市场结构失衡以及监管体制的分业限制。产品供给以中短期为主,缺乏真正的长期投资工具;股市波动较大,债市品种单一;分业监管体制限制了跨领域产品的创新。针对这些问题,改善路径包括丰富长期国债、基础设施REITs、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供给,建立适应长期投资的监管体系,对长期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同时,需完善资产定价机制,发展长期风险对冲工具。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房地产的占比显著高于国际水平,呈现“不动产主导”的特征。根据多项研究,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净值占比长期维持在65%~77.7%之间,金融资产占比不足5%,保险与养老金仅占5%。这一结构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家庭房产占比约为30%~34.6%,金融资产占比达42.6%;日本和欧洲国家房产占比也多为30%~40%,其保险养老金和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合计占比超过60%。这种差异凸显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单一性,尤其是养老保障过度依赖房产,缺乏多元化的金融工具支撑。过去20年(2000—2020年),中国房地产确实创造了显著的养老资产增值:一线.5%)和理财(4.5%)。中金公司研究显示,房产贡献了家庭财富增长的76%。这种配置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跑赢”了其他方案,许多家庭通过购房不仅满足了居住需求,而且积累了可观的养老资本,形成了“以房养老”的传统预期。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配置模式在养老层面存在多重隐患,尤其在人口老龄化、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其弊端日益凸显。首先,房产作为固定资产,变现能力非常差。二手房平均交易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房贷负债长期占用家庭收入,挤压了可用于养老储蓄和日常消费的现金流,一旦需要资金应急,家庭可能被迫低价售房,导致资产损失。其次,房地产市场受政策调控、经济周期影响显著,价格波动剧烈。自2022年以来,部分城市房价回调超过30%,直接导致家庭净资产蒸发。房地产税试点扩大和持有成本上升进一步侵蚀资产实际收益。最后,我国养老金融要解决的中国特殊性问题是快速的老年化危机,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5亿人,21~64岁购房主力人口年均减少800万人,需求端结构性萎缩。在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过程中,从全国整体而言,住房资产并不具备稳定的代际资产传承功能。

  在发达国家,家庭财富配置于股票市场的比例显著较高。例如,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票(包括共同基金和退休计划)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已达45%的历史新高。中国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率非常低,2012年数据显示,仅8.84%的家庭持有股票。2016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家庭股票类资产配置不足10%,债券类资产仅占10%,而存款和现金占比居高不下。2025年,虽然中国家庭开始谨慎转向股市,但股票(含基金)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仍仅为11%,远低于房地产和现金存款的份额。将家庭财富较高比例配置于股票市场,有利于长期养老规划,核心在于其能够有效分享经济增长红利。首先,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从长期来看其收益与经济增长同步。其次,股票资产具备抗通胀和复利效应优势。长期持有优质企业股权,可通过股息再投资和价格增长实现财富增值,远超低收益储蓄类产品。最后,多元化配置能分散风险。美国家庭通过基金和退休计划间接参与股市,降低了单一投资波动性,中国家庭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存款,在房价下行和利率走低中面临财富缩水风险。中国股市未能充分转化为家庭财富增长渠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中国股票市场中,国有企业占据重要地位,其市场表现往往与整个经济增长不完全挂钩,甚至有时可能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有所冲突。国有企业的股东结构比较复杂,政府控制较多,可能不会像民营企业那样致力于提升股东回报。中国经济长期由固定资产投资(如基建、房地产)和出口驱动,这些领域的主导力量是国企和地方政府。一批最具活力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早年多选择在海外上市,使A股投资者错过了这些新经济龙头企业的成长红利。中国的资本市场整体以融资为主,企业上市时多以融资为目的,后期盈利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较难协调。中国股市的监管机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在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中国股市的政策干预比较频繁,政府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往往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干预,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稳定市场,但削弱了市场的自由性和有效性,使投资者很难预测市场的走势,增加了市场的投机性。

  10年期以上的国债、地方政府债等发行量非常有限。日本30年期国债占比达15%,中国超长期国债发行占比不足5%。根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披露,寿险平均负债久期超过12年,资产久期仅为6年,导致每年近2万亿元资金错配。长久期债权类资产供给不足,会导致三大风险:一是难以找到与养老长期支出需求相匹配的安全资产,加剧再投资风险;二是压低长久期资产收益率,使资产端收益难以覆盖未来的养老成本;三是家庭为追求收益可能转向高风险“伪债权”产品或波动大的房地产类资产。本文认为,我国长久期债权类资产供给不足是出于以下原因:首先,财政政策调整灵活性的需求以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的需求,导致中国政府在债务管理中偏好发行短期限债券。其次,银行在吸收短期存款的基础上,提供长期贷款,虽然这种做法具有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但国有银行享有政府的隐性担保,使银行能够在较低的风险下扩展长期融资业务,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导致长期融资更多依赖银行。再次,在中国,投资者对长期债权类资产的需求相对较低,原因之一在于长期债券所面临的高不确定性。经济周期的延长、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流动性偏好,均使投资者对长期债券的兴趣减弱。中国的经济周期的波动趋于长周期化,长期经济走势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增加了长期债券的不确定性。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使长期债券的风险更难以评估,投资者通常倾向于选择短期债务工具,因为短期债券能够帮助他们避免政策调整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和内部改革的双重影响下,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造成长期经济预期更加难以预测。最后,信用评级体系的不完善也是长期债权类资产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信用评级体系发展历史较短,并未经过多轮经济周期的考验,因此,其对长期债券的评级结果参考性较弱。这导致投资者对长期债券的信任度较低,进一步影响了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海外资产配置比例较低,这一问题对养老资金的积累构成了一定的风险。根据瑞银发布的《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家庭的海外资产配置比例仅约为5%,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30%~40%。这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表现为家庭财富过度集中于人民币资产,尤其是国内的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家庭财富如果过于依赖国内经济表现,就容易受到经济下行、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在通货膨胀加剧时,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若不能跑赢通胀,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影响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此外,家庭财富过度依赖国内经济表现也会错失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机会,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或发达市场中的潜力。政策限制是家庭难以进行全球范围分散化投资的关键原因,虽然中国政府通过QDII等渠道为居民提供了海外资产配置的途径,但实际操作居民的海外资产配置中仍面临诸多限制。首先,QDII额度总量受到严格控制,且新额度审批自2021年以来已暂停,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其次,外汇管理和资金流动的限制,使居民在进行跨境投资时手续繁琐,且资金流动不够灵活。此外,QDII的投资范围和产品类型也受到监管的严格限制,居民不能自由选择全球各类金融工具和市场。最后,港股通作为另一个投资渠道,虽能提供中国香港市场的投资机会,但其投资范围仅限于中国香港,且每日额度有限,难以满足家庭对多元化投资的需求。

  我国家庭养老资产中“不动产”主导的配置模式在人口老龄化、房价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暴露出流动性缺失、财富缩水风险高等隐患。若通过大规模抛售房产来调整结构,可能引发房价系统性下跌,加剧家庭资产贬值。因此,以金融工具激活房产流动性,成为兼顾市场稳定与养老需求的核心路径。其主要方向包括以房产为抵押的贷款工具(如反向抵押贷款)和资产证券化(如公募REITs),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而非强制出售,实现养老资金的可持续供给。反向抵押贷款允许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金融机构,定期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保留居住权,老年人身故后金融机构通过处置房产收回本息。这一模式能直接将沉淀的房产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缓解养老资金不足的压力。当前的问题在于70年产权到期后的处置规则不明确,抵押房产的继承、转让等与《民法典》的衔接存在模糊地带;房价波动、长寿风险等因素使保险公司难以精准定价,导致养老金支付额偏低(如月付金额仅占房屋评估值的0.5%~1%);传统“房产传家”观念使许多家庭抵触抵押房产。为此,需要明确70年产权续期规则,建立反向抵押的专项登记制度,简化抵押权实现流程;政府牵头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担部分市场波动风险,可参考日本“住宅金融支援机构”模式;通过税收优惠(如养老金免税)和公众教育,提升老年人对合规产品的认知度。住宅类公募REITs可将分散的住房资产打包成标准化金融产品,上市交易后为家庭提供退出渠道,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地产运营。但当前我国公募REITs要拓展至住宅领域存在以下障碍:现有政策禁止公募REITs持有住宅资产;住宅产权分散、租金收益不稳定,难以满足REITs对持续现金流的要求;资产重组阶段需缴纳高额土地增值税。为此,建议逐步放开政策限制,可以优先将保障性租赁住房、养老社区等现金流稳定的项目纳入试点,建立“运营收益+资产增值”双轮驱动模式;对养老REITs免征重组阶段土地增值税,并将分红收益纳入个人所得税优惠范围。

  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在于“重融资、轻投资”,导致市场功能偏向资本募集而忽视投资者的回报。应通过全面改革,树立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将股市打造成国民共同享有增长红利的重要渠道。第一,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考核,强化股东回报机制。例如,将“市盈率、市净率相对行业平均水平的改善程度”及“连续三年分红比例不低于净利润30%”等纳入关键绩效指标,与管理层薪酬、任免挂钩。第二,建立常态化回报机制,要求盈利稳定的国有企业制定明确的分红政策,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预期。同时,推动央企建立股份回购机制,在股价低于净资产时主动回购并注销,提升每股价值,增强市场信心。第三,鼓励国有企业引入“耐心资本”,如社保基金、保险资金,接受它们作为重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避免“一股独大”现象,促进管理层更加关注股东回报。第四,从制度设计上扭转“重融资轻投资”的局面,将“投资者回报率”(如累计分红额/融资额)作为衡量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指标,并与再融资审批、减持条件挂钩。第五,优化上市制度,吸引优质企业回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A股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围绕主业进行产业链整合并购。第六,提升监管科技水平与执法威慑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对异常交易、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行为的实时监控系统,提高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效率和精准度。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减少信息不对称。第七,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宏观政策框架,减少对市场波动的临时性、行政性干预,让市场自行调节。

  长久期债务资产供给的不足既加剧了养老财富配置的风险,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本文建议:第一,财政部逐步提高30年期及以上国债的发行比例,将我国超长期国债发行占比从目前的不足5%提升至10%以上。这一做法不仅能够增加市场上可投资的长久期债权资产,而且有助于构建长期利率市场的基准,减少投资者的再投资风险。第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20~30年期的专项债券,专门用于养老社区、医疗设施等长期公益项目。这类债券不仅可以扩充长久期债权资产供给,而且能直接服务于养老需求。此外,可将这些债券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吸引更多个人投资者参与,为养老资金提供更合适的投资渠道,同时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第三,银行在承担长期融资业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引导银行从长期贷款发行转向长期债券投资,应调整银行的风险系数和监管评级规则,鼓励银行通过投资长期债券为养老资金提供投资机会。推动银行参与长期信用债市场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而且能够提高银行在长期资产配置方面的能力,促进长久期债权市场的健康发展。第四,试点“养老专项存款”,允许居民认购10年期及以上的定期存款产品,且利率与通胀挂钩。此类创新存款产品既能为居民提供了安全、长期的投资选择,也能进一步提升社会对长期投资的认同。第五,增加公募REITs等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长久期证券化的发行,为市场提供类似长久期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选择。

  第一,建议在现有QDII框架内设立独立的养老金专项额度池,由外汇管理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同管理。专项额度应优先分配给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账户等主体,并基于各主体的资产规模、历史投资绩效及风控能力进行差异化分配。第二,简化养老金投资海外市场的审批流程,推行“备案制”,替代现行“审批制”,缩短资金出境时间。同时,扩大养老金QDII的可投资范围,除传统股票、债券外,允许配置全球REITs,基础设施基金,环境、社会、治理(ESG)主题资产等长期收益稳定的品种,并鼓励通过委托国际顶尖资产管理机构的方式提升专业运作效率。第三,可建立额度动态调整机制,如根据养老金账户的缴费增长比例逐年扩容专项额度,避免额度僵化。风险应对方面,针对汇率波动风险,鼓励养老金机构在投资合同中嵌入汇率对冲工具;针对地缘政治与监管风险,建立养老金海外投资“白名单”制度,限定投资于政治稳定、监管透明的市场,并设置单一国家持仓上限;此外,需防范额度滥用风险,防止机构借养老金名义进行短期投机,可通过设定投资期限门槛及强化信息披露来确保资金服务于长期养老目标。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养老金融服务的优化不仅是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社会财富公平传递、保障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本文认为,我国养老金融服务面临全球资产配置的局限,政策限制和资本流动障碍使居民无法充分利用全球市场的投资机会,导致养老资金积累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由于家庭资产配置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中国家庭在养老规划中忽视了多元化金融工具的运用,这种过度依赖房产的模式加剧了养老资金的脆弱性;养老金融产品的短缺,特别是长期风险对冲工具的匮乏,迫使投资者寻求其他高风险资产,可能影响其退休后的财富稳定性和生活质量;股票市场未能有效承载我国家庭的财富增值功能,低参与率与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导致股市无法成为有效的长期养老资金配置渠道。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为解决全球资产配置问题,建议设立专门的养老金QDII额度池,简化审批流程并扩大投资范围,提升养老金投资全球市场的能力,缓解国内市场风险;针对房地产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应通过反向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激活房产流动性,同时推动公募REITs等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养老资产提供更灵活的配置路径;股票市场改革应以投资者回报为核心,推动市场从融资导向转向投资导向,增强股市对养老金的吸引力,并建立长期回报机制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弥补长期债权资产的供给不足,加强政府对超长期债券的发行力度,并为银行等机构提供政策支持,推动更多符合养老需求的长期投资产品进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