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由刘昌黎撰写、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的《论中韩FTA》是一篇结构严谨、资料详实、观点明确的学术论文,具有较高的政策参考价值和学术影响力。以下是对该文的综合评价:
文章按照“基础—意义—问题—对策”的线索展开,层次分明,符合政策分析类论文的规范。各部分之间衔接自然,论证过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文中引用了大量2004—2007年间中韩两国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经贸统计数据、企业调查结果等一手资料,体现了作者对中韩FTA进程的密切跟踪和扎实的实证基础。尤其是对韩国方面的态度、产业界反应、农产品敏感性等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和现实性。
作者既肯定了中韩FTA的政治经济基础和积极意义,也正视了中韩贸易不均衡、敏感产业保护、韩国国内疑虑等现实困难,避免了片面乐观或情绪化判断。提出的“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循序渐进”等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文章不仅关注中韩双边层面,还将中韩FTA置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强调了中韩FTA对推动中日韩FTA、东亚共同体的“连锁效应”和“阶段性作用”,体现了较高的战略眼光。
文章基于2008年之前的形势,当时韩美FTA刚签署、中日FTA仍停滞、韩国政府处于交替期。此后中韩FTA于2015年正式签署,文章中的一些预测(如“中韩FTA可能遇到波折”)并未完全成真,反而进展相对顺利。这说明作者对韩国国内政治变数的判断略显谨慎,也未充分预见到中国后来在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等方面的快速推进。
文章虽然提到了中国在汽车、钢铁、化工、化妆品等领域的“关切”,但相较于对韩国农产品问题的详细分析,对中方敏感产业的结构性劣势、地区差异、就业影响等缺乏深入剖析。这使得中韩双方的“困难”在文章中存在一定的分析不对称。
文章更接近于政策分析与实证描述,而非理论驱动型研究。缺乏对FTA形成机制、政治经济互动的理论模型或比较制度分析,如未引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安全关联”、“双层博弈”等理论来解释中韩FTA的推动与阻力。
文章多次将中日FTA、韩日FTA的停滞归因于日本政府“态度不积极”“试图包围中国”,虽然有一定依据,但略显简化。日本对农业保护、东亚合作路径的差异性、国内政治结构等也是重要变量,若能更全面分析,将增强文章的深度。
这是一篇扎实、理性、富有政策意识的学术论文,代表了200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者对东亚双边自由贸易问题的典型研究风格:重事实、重逻辑、重对策。它在当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韩FTA的动因、障碍与路径,对后续中韩FTA的推进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若以今日视角回看,该文更适合作中韩FTA前期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而非理论创新型论文。对于研究中韩经贸关系、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基础性参考意义。
(其中:资料丰富度9分,结构逻辑9分,理论深度7分,时效性与前瞻性7.5分)
文章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论观点:双边自由贸易是走向多边/区域自由贸易的过渡形式和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现实条件下,优先发展双边FTA是现实选择,而中日韩三国之间相互缔结FTA(而非仅与东盟结盟)是东亚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评价:这一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它既不同于理想主义的“大区域一体化优先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双边主义实用论,而是提出了一种阶段性、层级化的一体化路径理论。该观点为理解东亚复杂的FTA“面条碗”现象提供了逻辑框架,也对后来RCEP的演进路径(先双边、再小多边、最终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具有前瞻性解释力。
文章在分析中韩FTA的基础时,隐含着一种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理论逻辑:政治友好为FTA创造条件,FTA反过来巩固政治关系;领导人互访、共同声明等政治行为与贸易投资增长、产业界支持等经济行为形成正反馈循环。
评价:这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贸易—安全互嵌”的思路,但文章并未明确援引相关理论(如Krasner的霸权稳定论、Keohane的制度主义等),略显朴素。若能引入“双层博弈”(Putnam,1988)等理论框架分析中韩各自国内利益集团对FTA的博弈过程,理论深度会显著提升。
文章特别强调中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可能成为FTA的政治障碍,并援引韩日FTA因对日逆差而中断的前车之鉴,提出了一个警示性命题:贸易不均衡若不加以重视,可能使看似互利共赢的FTA陷入政治僵局。
评价:这一命题在中韩FTA后续谈判中实际并未成为主要障碍(2015年中韩FTA正式签署),说明作者可能高估了贸易逆差的负面政治效应,而低估了韩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战略依赖、以及在华投资产生的“补偿性利益”。但该命题对理解其他双边FTA(如日韩、美韩)仍具参考价值。
文章提出,中韩FTA的推进将对中日FTA、韩日FTA产生“连锁反应”和“攀比效应”,倒逼日本等态度消极国家加快谈判进程。
评价:这一假说符合FTA竞争性自由化的逻辑,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效果有限——中韩FTA于2015年签署后,中日FTA至今未启动,韩日FTA也长期停滞。说明FTA的“连锁效应”需要其他政治条件配合(如领导人更替、外部安全压力等),并非自动发生。该假说可视为一种条件性命题而非普适规律。
文章详细梳理了中韩FTA从2004年领导人共识、2005年启动民间共同研究、到2007—2008年官产学联合研究的全过程,引用了大量当时的中韩政府公报、领导人讲话、媒体报道、企业调查数据等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韩经贸关系史、东亚区域合作史具有重要的档案性价值。
文章采用了宏观(国家战略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调查层面)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兼顾政治声明、经济数据、企业意愿等多维证据。这种“多层次实证”的研究路径,对后来的FTA可行性研究具有方法论示范意义。
理论创新不足:如前所述,文章主要运用既有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比较研究薄弱:若能系统比较中韩FTA与中国-东盟FTA、韩美FTA的异同(如谈判策略、敏感产品处理、时间表设计等),学术价值会更高。
缺乏反事实分析:未探讨“若不签署中韩FTA”的替代情景及其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削弱了因果论证的严谨性。
根据知网等数据库检索,该文被引频次较高,是2000年代研究中韩FTA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后续相关研究多将其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学术谱系中,该文可归入“中国学者对双边FTA战略的理论与政策探讨”这一学术脉络。
文章发表于2008年初,正值中韩FTA共同研究即将结束、是否启动正式谈判的关键节点。文中提出的“尽早开始谈判、尽早达成协议”“相互理解、相互让步”“避开少量敏感产品先行达成协议”等建议,具有鲜明的政策咨询色彩。从实际结果看,中韩FTA虽因后续双边关系波动(萨德问题等)直至2015年才正式签署,但谈判路径与文章建议大体吻合,说明其政策建议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
文章引用的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企业调查数据(赞成者41%、反对者21%、主张6年后推进者43%等),以及对中国敏感产业的分析,为两国企业评估FTA的潜在影响、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特别是对韩国中小企业担忧中国廉价工业品冲击的分析,有助于韩国政府在谈判中设计过渡期和救济措施。
文章中关于“中日韩三国若只分别与东盟结盟而不相互结盟,东亚共同体难以顺利发展”的判断,在后续区域合作进程中得到部分验证。RCEP(2020年签署)最终采取了“东盟主导、渐进整合”的路径,中日、日韩之间虽未达成双边FTA,但在RCEP多边框架下实现了首次自由贸易。这说明文章强调的中日韩相互开放的必要性是正确的,但实现路径并非一定是双边FTA,也可以是多边/诸边框架。
2008年后中国内需市场进一步扩大,韩国对华出口依赖度持续上升,改变了谈判的议价能力对比;
2016年萨德问题导致中韩关系急剧恶化,FTA谈判中断数年,说明政治关系对FTP(自由贸易进程)的冲击远超文章估计;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变量,改变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
因此,该文的现实意义更多体现为对2005—2015年中韩FTA酝酿期问题的精准诊断,而非对长期趋势的持续预测。
总体评价:该文是一篇优秀的政策研究型论文,在事实梳理、问题诊断、对策建议方面表现出色,具有较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其理论创新有限,且部分判断受时代背景所限需要更新。对于研究中韩经贸关系、东亚区域合作的学者而言,该文是不可绕过的基础文献;对于希望理解“200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思考双边FTA战略”的读者,该文是一个典型而优质的文本样本。
内容提要:自2005年中韩FTA开始共同研究以来,中韩两国的态度都很积极。中韩政治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顺利发展,以及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的积极姿态,为中韩FTA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韩FTA对发展中韩友好关系、推动中韩经济合作以及推动东北亚、东亚经济一体化,都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韩贸易不均衡、中韩两国都存在自由化敏感的领域以及韩国有关方面的忧虑,中韩FTA也面临着一些具体的困难。为此,中韩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为中韩FTA创造和谐友好的气氛,并共同采取向前看的积极姿态,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循序渐进,妥善解决谈判中的具体困难。
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为标志,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入了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主、多层次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新阶段①。在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东亚双边自由贸易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中国、韩国、日本、东盟和东盟各国,都积极与有关国家和经济合作组织缔结FTA。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主席与韩国总统卢武铉2004年1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会谈,双方就加强经济合作、缔结中韩FTA达成了共识,并共同宣布启动中韩FTA可行性的民间共同研究。2005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正式开始了共同研究。2005年11月16日,主席在釜山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前,正式访问韩国并且与卢武铉总统会谈,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提出,在中韩建交20周年的2012年,把两国贸易规模扩大1倍,增加到2 000亿美元。在共同声明中,韩国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的地位,双方决定推进中韩FTA的民间共同研究。在中韩两国领导人共同声明发表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长与韩国贸易谈判本部长金铉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2007年初启动中韩FTA官产学联合的可行性研究。2007年3月22-23日,中韩FTA第一次共同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双方就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表明了各自的立场。韩国方面说明了农产品自由化的难度,希望中方充分考虑农产品问题的敏感性,在共同研究阶段就努力把对韩国农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对此,中国方面也表示了对汽车、钢铁、化工、机械、化妆品等敏感问题的关切,希望在共同研究中予以考虑。当年7月、10月和2008年2月,中韩FTA官产学联合研究第二、第三、第四次会议先后在首尔、北京和济州举行。其中第二次会议双方深入讨论了两国部分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以及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等问题,并就联合研究报告有关章节的内容基本达成了一致。第三次会议韩国方面就农产品重要品目保护、中国方面就部分工业制品保护表明了各自的立场。第四次会议双方就农林渔业、制造业、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动植物检验检疫(SPS)、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和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就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取得了积极成果。2008年5-6月,双方还将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议。如果进展顺利,其后有可能开始正式谈判。
在中韩FTA共同研究过程中,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拿出了共同推动政治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的积极姿态。
2005年4月24日,韩国总统经济顾问丁文秀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说时说,韩国正在与中国进行FTA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与中国签署FTA,对中韩自由贸易的发展表示了很大的期待。6月25日,总理与来访的韩国总理李海瓒会谈,双方表示要共同努力,尽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政府间协商,不断扩大两国间经贸合作。
2006年5月26日,卢武铉总统在接见访韩的部长时说:韩中两国地理位置相近,人民友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发展前景光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人钦佩,不断发展和向世界开放的中国经济对韩国是有利的,为韩国提供了机遇;韩中两国应该在东北亚加强全面的战略性合作并保持沟通;韩国正在就韩中FTA问题进行研究,愿与中方加强交流②。表示:近年来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国将加强与韩国的合作,进一步扩大相互贸易和双边投资,深化双方在农业、钢铁、汽车、通信、流通、科技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促进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民间研究进展顺利,中方愿与韩方就此继续沟通。
2007年4月5日,总理在接受韩国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韩两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民间联合研究已经结束,目前正在进行官产学联合研究,我们希望加快研究,早日提出双赢的方案,以促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③。4月8日,韩国总理韩悳洙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韩国对FTA态度积极,中国是韩国的主要合作伙伴,韩中两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正在就韩中自由贸易区展开联合研究,以决定何时启动韩中FTA谈判④。4月10日,总理访韩与卢武铉总统会谈,双方一致表示要以中韩建交15周年和“中韩交流年”为契机,牢牢把握两国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⑤。会谈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官产学共同研究,缔结FTA达成了一致。总理说,韩美FTA已经达成协议,中韩FTA谈判也应该尽早开始。卢武铉总统对此表示赞同,说要在一年内进行共同研究,并表示韩国期待双方早日缔结投资保护协定,将以积极的态度和诚意对待两国自由贸易区研究,致力于消除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的障碍。4月11日,总理在韩中经济界午餐会发表演讲时又说,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对两国经贸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韩自由贸易区民间联合研究已顺利结束,官产学联合研究已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果,希望双方加紧工作,尽早提出互利双赢的方案,为最终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⑥。9月中旬,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权五奎在北京参加第七次中韩经济部长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韩中两国构筑三个机制,即韩中自由贸易协定机制、行业合作共同应对机制和东北亚和平共同繁荣机制。关于构筑韩中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他说两国目前正在对韩中FTA进行产官学联合研究,以确定谈判的方式和时间,此项工作预计今年内结束。他还表示相信韩中FTA将会给两国经贸关系注入新的活力⑦。
2007年12月10日,总理在与来访的韩国总理韩悳洙会谈时强调,经贸关系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环保、能源、金融、物流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加紧两国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争取早日建成中韩自贸区;扩大相互投资,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效益。韩德洙表示,韩方愿与中方一道,积极推进韩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加强双方在经贸、投资、环保、核电、移动通信、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12月11日,韩国总理韩德洙在出席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经济界欢迎招待会上表示,目前,韩中两国的企业界、学术界正在共同研究韩中自由贸易区的课题,到明年2月有望完成研究⑧。
中韩两国产业界对中韩FTA都持积极欢迎的态度。2006年6月28日,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姜信浩在韩中产业界会议发言时说,韩中两国经济规模相当,为构筑面向未来的经济合作模式,应该缔结韩中FTA。2007年4月11日,中国贸易促进会和韩国商工会议所召开中韩民间经济协议会第八次会议,在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出了包括缔结中韩FTA、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内的7项建议。9月6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孙京植在济州道召开的记者座谈会上说,韩美FTA对韩国经济发展有利,韩国与日本和中国也要抓紧缔结FTA,在建立东亚经济圈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⑨。
另外,根据大韩商工会议所2007年10月31日公布的调查,韩国大多数企业支持韩中FTA,占调查对象企业的41.0%,约相当于反对者21.0%的2倍⑩。其中,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赞成者占68.5%,反对者只为13.9%。在赞成韩中FTA的企业中,认为中国市场需求扩大的占33.6%,希望扩大对华出口的占31.0%,认为中国廉价原材料进口有利于韩国降低生产成本的占20.0%。关于中韩FTA的效果,认为有利于扩大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占70.0%,认为会对韩国经济产生很大推动作用的占53.9%,认为利于扩大华投资的占52.2%。
中韩两国毗邻而居,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和台湾海峡稳定,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二战历史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因此,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日益紧密。特别是近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往来,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韩国,2006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中国,200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韩国。另外,在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和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也经常会晤,共同讨论双方关心的各种问题。由此,双方不仅夯实了政治友好的基础,而且确定了经贸合作的目标。其中,2005年11月主席与卢武铉总统会谈,双方决定在2012年把双边贸易额增加1倍、争取达到2 000亿美元。此外,双方还制定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5项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措施、12个重点合作领域。中韩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韩两国建交15年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和直接投资来源国。从中韩贸易的发展情况看,1992-2006年,中韩贸易额由50亿美元增加到1 34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6%,远远高于同期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2007年,中韩贸易额为1 599亿美元,又比上年增加19.1%,韩国仍然是中国第六大贸易对象国。根据韩国方面的统计,2007年韩国向中国出口为820亿美元,超过韩国向美国出口的458亿美元和向日本出口的264亿美元,中国仍然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韩国从中国进口为630亿美元,超过从日本进口的563亿美元和从美国进口的372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韩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从投资方面看,2001-2005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由21.52亿美元增加到51.68亿美元,增加1.40倍;其中,2004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62.4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54.52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三位投资来源国。2006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虽然有所减少,投资额为38.95亿美元,但2007年又转为增加的局面,1-10月投资额为29.4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2%,并再次超过日本对华投资的28.1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中国第三位的投资来源国。截至2007年9月末末,韩国在华设立企业已超过3万家,实际投资累计达380亿美元。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到韩国投资兴业。
另外,中韩两国人员交往日益密切。根据韩国媒体2007年5月2日公布的资料,在中国长期居住的韩国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增加,现已达70万人。目前,两国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每周有近800个航班穿梭于两国之间。中国赴韩国留学人数已达到24 000多人,韩国来华留学生也迅速增加,在华外国留学生有1/3是韩国留学生。
中韩经贸关系发展,对中韩两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中韩建交15年来,与中国的贸易推动韩国GDP增加35兆韩元, GDP年均增长率因此而提高了0.46个百分点;韩国在华投资企业的经营收益也好于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对华投资使韩国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一部分企业在中国确保了知名品牌的知名度⑾。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上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起飞。现在,韩国已参加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比韩国落后15年左右,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中韩贸易中,韩国主要出口重化工业特别是半导体等附加价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国主要出口轻纺工业产品以及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另外,韩国的优势是技术先进,资本充足,劣势是市场狭小,劳动力短缺;中国的优势是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廉价而丰富,劣势是技术落后,资本短缺。这意味着中韩两国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FTA推动两国全面的经济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正如韩国总理韩德洙所说,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最大的特点是互补性,对双方都有益,两国在经贸方面应该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但合作更为重要⑿。
在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凡是政治关系友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都在积极地协商和缔结FTA,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中国而言,自2001年主动建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一直努力推动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针对有关国家积极与中国缔结FTA的意向,中国也采取了灵活回应的积极姿态。2004年4月24日,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说时说,中国希望同亚洲国家探讨建立不同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最终形成亚洲自由贸易合作网络⒀。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将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在“十五”期间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稳步推进FTA谈判进程,着力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FTA格局,拓展与世界各地区有关国家的经贸关系,为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而平稳的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由于对自由贸易的重视,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已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署了FTA,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也签署了经济紧密化协定(CEPA)。另外,中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组织(GCC)、冰岛的FTA正在谈判;与印度、秘鲁、南非关税同盟(SACU)、挪威的FTA正在进行共同研究,其中与印度、秘鲁的FTA即将在2008年初开始谈判;与日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FTA正在建议和考虑之中。
就韩国而言,自1998年主动倡导韩日FTA以来,就对双边自由贸易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目前,韩国已经与智利、新加坡、东盟、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美国签署了FTA,与欧盟以及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的FTA正在谈判,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南美南部共同市场(MERCOSUR)、海湾合作组织等的FTA正在进行共同研究和考虑之中。由此,韩国的自由贸易对象国将达到60个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不仅积极地与东亚各国以及南亚、西亚、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或经合组织缔结FTA,而且还积极地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缔结FTA,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双边自由贸易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韩国政府对韩美FTA的积极姿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韩美FTA谈判的紧要关头,卢武铉总统2007年3月13日在国务会议讲话时强调,必须以彻底的实际利益为中心进行谈判,务必达成协议⒁。4月2日韩美FTA签署协议后,卢武铉总统当即向全国发表讲话,肯定了韩美FTA对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作用,关于可能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则强调韩国作为先进国家必须迎接挑战;没有挑战就不能成为先进国家,FTA就是这种挑战⒂。韩美FTA签署协议后,韩国进一步确定了以拥有巨大市场的国家为重点,进一步推进FTA的方针。4月25日,韩国副总理权五奎参加韩国金融研究院召开的研讨会,在致词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说必须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推进FTA,以确保在各国缔结FTA的竞争中不至于落后。关于与各国的FTA,权五奎说对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与海湾合作组织的FTA,要慎重而迅速地做出决断,对与欧盟的谈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与东盟、加拿大、印度等国的谈判要尽早地达成协议,与日本、墨西哥等国的谈判要尽快打开局面⒂。
在中韩两国都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中韩FTA自然是双方顺理成章的合理而明智的选择。这表明中韩两国都高度重视彼此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推动经济合作的共同利益和强烈愿望。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出现区域化趋势以来,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和企业界,都积极主张建立东北亚经济圈,推动和加强东北亚经济合作。2002年11月4日,总理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时,主动建议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得到了日韩两国领导人的响应,会后三国随即开始了中日韩FTA共同研究。2003年10月7日,三国领导人会谈肯定了三方关于中日韩FTA的共同研究,决定进一步探讨三国未来更紧密经济合作的方向。2004年11月29日,三国领导人会谈决定进一步研究中日韩FTA以及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2005年5月7日,中日韩外长会议以民间共同研究为基础,又进一步探讨了开展政府间共同研究的可能性。2006年12月9日,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就尽早启动中日韩三边投资协议谈判达成了共识,并决定继续推进中日韩FTA研究。2007年6月4日,中日韩外长会议就开展能源、安全保障等九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协议。
然而,因日本政府的态度不积极,迄今为止中日韩FTA的共同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日本政府2006年5月18日审议通过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日本的设想是先在2007年前缔结三国投资协定,2008年后再开始研究中日韩FTA。2007年11月20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今后合作进行了讨论,在所达成的八点共识中,包括了“促进三方投资协议谈判,继续开展三国自贸区联合民间研究”的内容。尽管如此,中日韩FTA能否在今后取得实质性,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日本政府对中日韩FTA的态度不积极,与中日FTA没有提上日程、韩日FTA谈判中断有很大的关系。就中日FTA而言,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5年3月和5月就主动提出了建议,政府却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安倍首相在任期间,虽然对中日FTA表示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也未能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措施⒃。就韩日FTA而言,自2005年11月第六次谈判结束后就陷入了停顿的状态,现在,韩日两国虽然都希望尽快重开谈判,却一直未能确定重开谈判的日期。而且,根据韩日FTA谈判中断两年多的经验教训,即使谈判重新开始,韩国方面能否达到预期的谈判目标,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鉴于双边自由贸易是走向多边自由贸易的过渡形式和发展阶段,因此,要推动中日韩FTA进而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FTA、中韩FTA和韩日FTA都是不可缺少的。与此同时,根据FTA的连锁反应和攀比效应,中韩FTA对中日FTA和韩日FTA有促进作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只有推动中韩FTA的进程,才能有效推动韩日FTA、中日FTA以及中日韩FTA取得实质性进展。
目前,中韩两国都与东盟缔结了FTA,日本与东盟的EPA也已达成协议。无论中日韩三国,还是东盟各国,都希望在开展双边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因此,继2000年11月第五次10+3领导人会议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之后,2005年12月召开的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又都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然而,因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至少还需要一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发展双边自由贸易乃是现实的选择;没有东亚各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就无从谈起。换言之,双边自由贸易乃是当前东亚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是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和过渡形式⒄。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来说,东亚各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却不是永恒的,在其完成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之后,就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中日韩是东亚的三个主要国家,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韩三国如果只分别与东盟缔结FTA而不相互缔结FTA,即中日韩三国只顾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方面进行竞争,而不发展相互间的自由贸易,那就违背了三国都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目标。可以断言,如果只有中国-东盟FTA、韩国-东盟FTA和日本-东盟FTA,而没有中韩FTA、中日FTA、韩日FTA或在此基础上缔结的中日韩FTA,则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就很难顺利发展。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商品结构的差异,中国对韩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扩大的局面。2006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为45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6%。2007年1-9月,中国逆差为352亿美元,又比上年同期增加4.1%。在韩日FTA的发展过程中,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扩大不仅使东亚最先提出的韩日FTA迟迟不能开始谈判,而且使韩日FTA在进行六轮谈判后就陷入了遥遥无期的中断状态。因此,在中韩贸易不均衡一时难以根本的改变的情况下,中韩FTA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双方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很显然,中国对韩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汽车、电气机器、机械、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特别是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造成的。另外,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韩国虽然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强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以轻纺工业为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已经面临了中国进口产品的强烈冲击。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农业缺少国际竞争力,在WTO谈判和与东盟以及美国、智利等国的FTA谈判中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WTO的坎昆会议和香港会议期间,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都在会场附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在韩美FTA、韩智FTA等的谈判过程中,韩国农民和农业团体也都强烈反对涉及农产品自由化的条款,甚至要求韩国政府停止谈判,废除已经达成协议的韩美FTA和韩智FTA。所有这些,都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韩两国有233种农产品相互竞争,韩国政府在中韩FTA谈判中,也会面临来自国内农民和农业团体的很大压力。
2007年6月11日,韩国SK经营研究所研究员王允钟在韩国经济学会发表题为《金融危机后10年的发展过程与课题》的报告,说从贸易规模方面看,韩中FTA波及效果的破坏力约相当于韩美FTA的2倍,其理由是除农产品外,中国廉价工业产品进口也会打击韩国经济,使韩国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因此,王允钟主张对韩中FTA采取慎重的态度⒅。
其次,根据前述大韩商工会议所10月31日公布的调查,韩国大多数企业虽然支持韩中FTA,但在时期方面却希望韩国政府采取慎重态度。其原因是在少数反对韩中FTA的企业中,有48.8%的企业担心从中国进口增加会挤占韩国市场,有32.4%担心从中国进口增加会冲击韩国劣势产业,有11.0%的企业担心会加大韩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因此,关于推进FTA的适当时期,主张6年后的企业占43.2%,主张4-5年内的企业占21.3%,主张2-3年内的企业占25.2%,主张1年内的企业只占10.3%。
中韩友好合作关系与中韩FTA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因此,要推动中韩FTA顺利进展,就要在两国领导人相互访问、频繁交往的基础上,以中韩友好交流年为契机,继续为中韩FTA共同研究和今后谈判创造和谐友好的气氛。为此,在经济方面,要努力落实主席和卢武铉总统会谈所确定的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目标,以及双方签署的《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加强科学技术和节能、环保、信息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在政治方面,要加强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0+3会议、东亚峰会等多边场合的合作,建立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进行磋商和密切配合的机制,妥善处理相互关切的主要问题。
面临中韩FTA的实际困难,再加上卢武铉总统任期即将结束,韩国方面有在下届新政府诞生后再开始谈判的意向⒆,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东亚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韩FTA已经是时不我待了!从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谈判和签署FTA的情况看,都是参考APEC《茂物宣言》所提出的亚太地区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即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分别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提前了各自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其中,中国-东盟FTA的时间表是中国和东盟先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在2010年前实现自由贸易,后四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在2015年前实现自由贸易;韩国-东盟FTA的时间表是韩国和东盟先六国在2010年前,后四国在2018年年前实现自由贸易(其中越南在2016年前实现自由贸易);日本-东盟FTA的时间表是日本和东盟先六国在2012年前,后四国在2017年前实现自由贸易。
如前所述,中韩两国在缔结FTA方面确实是各有难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与韩国特别是与日本自由贸易无疑要比与东盟自由贸易困难得多。然而,对于韩国来说,要说与中国自由贸易比东盟还困难,就很难令人相信了。至于日本,其之所以认为与中国自由贸易比东亚其他国家困难,比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困难,比其所有正在谈判、共同研究和意向中的国家都困难,乃是因为小泉政府试图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要在FTA/EPA方面包围中国,不愿意真正发展和加强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是在明知自己贸易自由化能力和条件都不如日本的情况下,主动建议和倡导中日FTA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以发展中日友好、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为重,对自由贸易采取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中韩两国不存在中日之间那样的问题,双方都高度重视友好合作关系,都积极推动中韩FTA的共同研究。既然如此,就更应该共同采取向前看的积极姿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尽早结束中韩FTA的共同研究,并争取尽早开始谈判、尽早达成协议。
对于中韩FTA中的敏感问题,中韩两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让步。2006年3月29日,中国商务部长在会见韩国京畿道知事孙鹤圭时说,中国非常了解韩国国内对农业问题的敏感性,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要中韩两国相互理解对方严峻的立场,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很快地缔结中韩FTA⒇。2007年9月6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孙京植在前述记者座谈会上说,无论是韩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还是日本对韩国的农产品进口,都不会轻易地开放市场;不过,三国要在东北亚建立经济圈,就必须互相让步。以上述的认识和态度为基础,中韩两国可以根据各自谈判FTA的经验,避开少量的贸易自由化敏感产品,先就大多数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达成协议,然后再循序渐进,谈判服务贸易自由化等问题。只要这样,就能共同解决谈判中的具体困难,顺利缔结中韩FTA。